他从小学习刻苦,是家乡中学里仅有的几个能考上一本大学的人。到了大学他依然努力,却因计算机基础薄弱、跟不上课程而挂科,最终勉强毕业。
在读本科和硕士的7年里,为了节省路费、打工挣生活费,他只回过4次家。为了申请美国高校的博士,他边工作边备考,住在一个不足8平米、完全不见光的地下室。
支撑他的理由只有一个:想当科学家。
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读博期间,他完成了自我的“蜕变”。他不再受家庭出身、成长背景的羁绊,与曾经的苦难和失败告别,而是开始享受科研的过程,自由地探索和成长。
他的名字叫黄焕平。今年,他完成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,成为了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,实现了从小到大的梦想。近日,他对《中国科学报》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。
黄焕平(图片为受访者提供,下同)
以下是黄焕平的自述。
梦想:我想当科学家,帮助农民提高粮食产量
我的家乡在广西玉林市下属的一个村子,父辈世代务农为生。小时候,看到书本上钱学森、袁隆平、居里夫人等科学家的事迹,非常佩服,希望自己未来也能当一名科学家。
学习之余,要帮家里干农活。我深知种地的艰辛和不易,非常想考出去,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帮助农民提高粮食产量、改善生活。
黄焕平
因此,我学习一直很刻苦,在年级里名列前茅。整个中学阶段,我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吃饭的人,因为可以节省排队时间,多学一会。
可命运似乎总爱跟我开玩笑,一到大考,我就会发挥失常。初升高时,差了2分没考上重点高中;高中阶段,我成绩都在年级前3名,可到了高考却再次失利,成绩比平时低了几十分;还有后来的考博,差4分没过录取线。
我本科上了中国农业大学,因为分数原因没读上心仪的生命科学专业,只好就读于电气信息类专业。大一阶段的基础课,我成绩很好,但后来专业课越来越依赖计算机,就不太能跟上了。
要知道我在此前几乎没摸过电脑。当时学校基本把网吧和网瘾画了等号,作为模范生的我自然是保持距离,家里买不起,亲戚家也没有,连高考志愿是老师帮着报的。上了大学,才慢慢开始学打字,专业要求的编程是一个很大的坎,这相当于我刚学会走路,就要求跑起来了。
我想转专业,但当时学校规定成绩必须达到专业前几名才有资格。这就是个悖论,因为不喜欢、不擅长才想转专业,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学得好、考得好呢?最终的结果是挂科补考,勉强毕业。
抉择:是否该坚持科研、放弃到手的offer?
临近本科毕业那段时期,我非常迷茫,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。我心里仍然想当科学家,但曾经选修的生物技术课和我想象中的、能切实帮助农民增产有很大的偏差,这让我怀疑自己是否了解生命科学,是否真的喜欢它。
2009年,恰逢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,我了解到了气候变化对农业的不利影响。又想起在夏秋季节,家乡总是刮台风继而发洪水,淹没农田,摧毁庄稼,就想自己是不是可以去研究气象?如果能提高极端天气的预报能力,也能间接增产。
综合这两点考虑,我选择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读气象学的硕士。
硕士阶段,接触到一些科研项目、乡村调研后,我看到了气象学在农业中的实际应用,所以非常想继续做科研,想到国外去学习最前沿的研究。
可我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没什么信心,不敢直接申请国外博士,就选择了先考国内高校的博士再申请联合培养,这样风险更小。果不其然,“逢大考必失败”的“魔咒”又灵验了,我的英语成绩差了4分没进面试。
幸好我做了两手准备,工作方面拿到了北京气象局的offer。当时周围的人都劝我接受这个不错的职位,我自己也很犹豫。后来,我就去气象局待了一天,算是对未来工作状态的考察吧,发现工作内容很常规,缺乏挑战性和新鲜感,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这份工作。
这时已经到了5、6月份,招聘招生都基本结束了,毕业之后去向何方?我完全没有想好。有天通过农科院的老师,我了解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有个教授着急招博士生。那时的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,马上联系了那位老师,但由于没有托福、雅思等英语考试成绩,现考根本来不及,我再次错失了一个好机会。这让我很气馁。
因为英语短板,接连受到两次打击,我已经没有退路了,就下定决心攻克英语,申请国外博士项目。为了多点生活补助,我找了研究所研究助理的职务,边工作边备考。
备考:地下室见证着我的艰苦奋斗
2013年7月,从租下农科院隔壁小区地下室这一刻起,我的备考之路正式开始了。
地下室不足8平米,一张单人床、一把椅子、一盏灯,再没别的了。我选了靠里面租金少的一间,完全见不着光。
我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后就开始晨读英语,8点左右到研究所,利用工作的间隙学习英语。后来发现附近北京理工大学的食堂更便宜,就在完成工作后去蹭自习室和食堂。
我的英语基础差,也没有什么高效的学习方法,就花了大量时间背单词,一遍一遍地背。我把英语词汇书撕成了7份,每份大约1000个单词,每天背一份,一周背一遍,然后是第2个轮回、第3个……
很多时候,到了晚上11点自习室熄灯还没背完,就转战路灯下接着背。
通常夜里12点左右,我回到地下室睡觉。我的邻居们多是在附近餐馆打工的年轻人,足足有几百人,他们下班晚,这个点正是夜生活的开始。我被吵得睡不着,就爬起来接着背单词,等到周围安静下来,基本一两点钟了。就这样,我考了1次托福、1次gre、3次雅思。
最难过的,是考试成绩不理想和看到拒信的时候,越发焦虑和彷徨。这时我就会去小卖部买瓶酒,坐在楼前的草地上,边喝边看星空。
脑子里充满了怀疑和自责:再考一次会有好结果吗?是不是不应该放弃气象局?我的路子选错了吗……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和明亮干爽的农科院研究生宿舍仅一墙之隔,看着宿舍楼一个个窗口的亮光,我总想起自己在里面住的时候,后悔没有提早规划出路。
哪怕我已经很努力,可还是会怪自己不够努力。
每天下班后,我都会去操场跑步解压,负面情绪通常持续不了多久。下一次考试的报名费已交,考试时间也开始倒计时,我已没有任何退路,也来不及过度伤心,只能用加倍的努力搏一把。
我时刻提醒自己,一年之后,我一定要自信满满地走出地下室。
高光:我被常青藤大学录取啦
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个日子,2014年2月10日,那个我曾想象过无数次的场景终于来了。
之前我陆续申请了6所学校,其中有1所藤校。后来,我陆续收到了4封拒信,一次次的坏消息把我的信心快打击没了,我想:一般的学校尚且看不上我,藤校就更没可能了。
又一次面试完后的第二天早上,我十分忐忑地打开邮箱,一眼就看到了“congratulations”,是来自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录取通知!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不由得尖叫起来。我在实验室跑来跑去,特别开心,特别激动,跟每个老师喊,“我有学上了!我有学上了!”
我把录取邮件打印下来,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多遍。当时我的雅思成绩依然没达到学校要求的7.0,而达特茅斯学院的导师却破格录取了。老天终于眷顾了我一回,似乎是想弥补我曾经的种种遗憾。
想象中我应该立刻搬离地下室,可事实上一直住到了离开北京那一天。不过,从那天开始,黑暗的小屋里似乎有了希望,我头顶上的达摩斯之剑一下子消失了。
到了达特茅斯学院之后,新的困难又来了。即便我的学术英语水平已经有了不小的提升,但仍然难以应对日常交流,同学们讨论的话题有很多我都听不懂,加上比较害羞,一度不想参加社交活动,只想埋头学习。
但有几个同学非常热情,经常邀请我参加聚会,而我又是那种不太会说no的人,只好硬着头皮去。从另一个方面说,我内心其实非常渴望交朋友。
其中有个在中国待过的美国同学,会说简单的汉语,她经常试着跟我用中文对话,也主动把我介绍给大家。我慢慢地放松下来,对他们的信任感也越来越强。
那一年我去了至少50个party,口语也得到了快速提升。
后来,我还在学校担任了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主席,帮助新来的华人学生和访问学者融入当地,举办了英语角、秋游、春晚等一系列文体活动。
博士毕业后,我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,今年起,成为了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,继续从事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研究。
蜕变:我终于与过去的自己和解
读博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
此前读本硕的7年中,为了减轻家庭负担,打工挣取生活费,我只回过4次家。同学们都知道我吃穿条件差,自己在人际交往中也总是缺乏自信。
直到读博时,我去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小镇。那里很安静很美丽,我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,也交到了一些知心朋友,生活简单而充实。
我的同学中,甚至有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后代,我在想是什么让我们坐在了同一间教室?不是家庭出身、成长背景,而是那份对学术的执着和对进步的不懈追求。曾经我也希望自己的出身背景能更好些,但既成的事实和失败我已无力改变。我能做的就是着眼未来,付出更多,争取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最终,我们殊途同归。
黄焕平
读博的生活让我逐渐忘记了物质上是否优越,越来越关注自己内心的满足感,开始了自由地探索和试错,并真正享受科研。慢慢地,我与自己和解了,我不再看重外在条件的差异,与过去的苦难和失败作别,不再聚焦于自身是幸运或是不幸。我接受了自己的独特性,接受了每个人的成长道路注定不同这个事实。
每次回到家乡,我都会到母校中学去演讲。这是一所每年有1000多人参加高考,只有大概10个人能上一本大学的中学。
我想,我讲的那些经历和故事,不久之后大家可能就忘记了,但也许不会忘记的是,在这么落后的一个地方,曾经走出过一个人,他去到了世界知名高校从事科研和教学。这或许对很多人来说遥不可及,但可以成为他们求学路上的一点光亮。